为何台湾公视屡陷预算争议？

台湾公共电视（公视）今年的政府捐助预算，经过数月审查后在立法院过关，但围绕公共媒体财源与独立性的争议并未落幕。

立法院于8月14日完成审议。文化部对公视编列了超过21亿元新台币（6630万美元；4.4亿人民币）的捐助预算，最终遭删减约2,185万元，另有2亿元遭冻结；国际传播平台TaiwanPlus的预算则遭删减2亿元。

此前，在野党曾提案删减并冻结逾10亿元，触发公视董监事会罕见地发表声明，警告删预算将重创公共媒体营运，波及影视产业与公民社会。公视制作人发起连署，超过15万人响应，包括柯佳嬿、连俞涵等多名艺人。

作为开播28年的公共媒体，为何台湾公视反复陷入预算争议？预算及董事会人事为何多次成为台湾朝野政党交锋的焦点？

公视的定位

回溯公视创立的历史，最初是在1980年代由时任行政院长提出，当时台湾仍处于戒严状态，只允许党政军背景的电视台制播节目。解严后，官方的主导角色淡化，学术和艺文界积极参与游说《公共电视法》立法，促成公视成立。

公视于1998年正式开台，经费主要由政府捐助，但依法独立于政府运作，是台湾主要的公共媒体机构之一。旗下电视频道包括公视主频、公视台语台、小公视、客家电视台，以及国际影音平台的Taiwan Plus，员工超过一千人。

在新闻领域方面，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最新报告，台湾民众对新闻的整体信任度为25%，公视则为54%，居全台所有媒体之首。

公视也制作大量戏剧、纪录片及文化节目，包括儿童长寿节目《水果奶奶》，以及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人选之人》和《听海涌》等。

其中，2024年播出的《听海涌》，是台湾首次以二战台籍日本兵的经历改编的电视剧，引发社会讨论。当时有批评声音指该剧扭曲二战史观、丑化抗日英烈，在野党隔年提案删除公视的23亿预算时也提到该部作品“窜改历史”。文化界就质疑，政治干预公共媒体形同“复刻戒严”。

董事难产，为何成为预算争议？

公视承载了台湾社会对公共媒体的期待，但其董事人事及财源屡受政治牵动。今年的预算争议，就与董事会改选延宕直接相关。

公视董监事由行政院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各政党依比例推派的“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门槛是三分之二同意。

原董事会去年任期届满，但因国民党与民众党推派的审查委员未通过多数候选人，人数不足无法产生董事会。其后，部分审查委员不满文化部未先与在野党协商候选人名单而集体辞职，审查程序因此停摆，新任董事至今无法产生。现任董事会延任，以维持公视运作。

此前，文化部提名的董事名单包括客家籍作家高翊峰、原住民导演陈洁瑶、新住民纪录片导演阮金红，新闻传播方面有主播詹怡宜、台大新闻所教授林照真，以及音乐人黄韵玲、退役职棒球员彭政闵等。

在野党立委质疑，延任董事会缺乏正当性，并将董事会改选延宕列为删冻公视部分预算的理由之一。

公视董监事会、公视企业工会等则先后发表声明，强调董监事改选延宕的责任不在公视。公视依法无提名权，也不参与审查程序，却要承担预算遭删冻的后果。工会强调，过千名员工的工作权及节目内容产业链，可能因现金流中断而停摆。

“这次的僵局，是因为政党尝试影响董事人选。”曾任公视新闻部经理与董事的独立媒体人李志德向BBC中文指出，公视董事产生采两层结构：先由政党依比例推举专业审查委员，再由委员审查文化部提名的人选，原意是避免直接政治介入。

李志德当年是由国民党推荐提名为董事。他强调，公视法未规定董事人选需经政党协商，若将政党协商制度化，等同要求公视“退回比官方通讯社更受政治掌控的体制”，违背当初“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立法精神。

媒体趋势研究者黄哲斌向BBC中文表示，“公共电视和政治纠缠很久”，过去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届董事能顺利卸任，时常因新任董事会难产而延任。“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国会都会在人事或预算上提出挑战。不同政治力量常将人事审查权当成武器，公视董事的同意门槛又高，在朝野对立下更难运作。”

二十年的拉锯

这不是公视首次陷入预算争议。

公视总收入约九成来自政府相关的捐助与补助款（ 包含文化部与客委会等)，年度总预算规模约40亿至42亿元。

2025年，文化部提出对公视的23亿元政府捐助预算，国民党立委提案全数冻删，理由包括预算经费增加过快及部分戏剧节目“窜改历史”等。文化界两万多人联署，要求在野党“不要用意识形态毁掉文化产业” 。最终协商为删减2,300万元、冻结约5.7亿元。

更早之前，2007年民进党执政期间，立法院冻结公视政府捐赠款的一半、约4.5亿元，为期超过一年，并要求节目计画须经主管机关核可后才能动支，引发干预媒体独立的批评，民间发起“抢救公视、监督国会”游行。2009年国民党执政期间，国民党以国会多数通过修法，改变董事会结构，原董事长与新任董事爆发法律战，董事会运作陷入僵局，第四届董事延任近千日才完成改选。

公视研究发展部研究员程宗明向BBC中文表示，民主政治有不同意见，政治纷争是常态，但公视最大的危机在于财务，“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这样编列预算的”。

自2001年起，法律规定政府每年对公视的捐赠上限为9亿元，公视其后需申请各政府部会的专案补助，以弥补资金缺口。曾任公视新闻部经理的李志德说，这类补助案都有行政目的与绩效要求，多少会影响节目制播方向，因此公视长期希望争取提高预算补助。

直至2023年《公共电视法》修正，取消9亿元捐赠上限。修法后第一年，文化部编列公视捐赠预算有23亿；今年度预算则是21亿。

不过修法只松绑了“上限”，没有同步订出“下限”，也未随物价调整公式。

李志德形容，这相当于“拆掉天花板，却连地板也一并拆掉”，即政府可以多给，也可以“不想给就完全不给”。

程宗明指出，欧洲多数国家使用牌照费，向持有电视设备的家户征收费用；即使如此，费用调涨仍须经国会审查，但可能是几年一次，不像台湾的经费单一仰赖政府补助，且一年审查一次，“这样的干预性就比较高”。

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罗世宏也表示，公视每年的实际经费，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编列与立法院协商，只要公视的核心经费仍须逐年重新协商，类似的删冻攻防就会一再重演，“今年不是公视第一次陷入这种处境”。

他指出，问题不在于哪一届国会或哪一个党团删得比较多，而在于台湾至今没有建立一套兼顾经费稳定、民主监督与绩效问责的制度。

他建议公视建立“多年期资金协议”（multi-year funding settlement）的法定经费制度，预先确定一段期间内的经费基准、调整公式与例外条件，让年度预算依照既定法律框架编列，而不是每年从零开始议价，同时保留立法院、审计部门及社会的监督。

TaiwanPlus成为另一个争议点？

除了公视本身的10亿元预算争议，TaiwanPlus今年也成为立法院审查焦点。

TaiwanPlus是2021年蔡英文执政时成立的英语国际传播频道，最初由中央通讯社负责，2022年起改由公视承制，主要提供英语时事内容，并向海外观众介绍台湾。

蔡英文当时曾表示，TaiwanPlus配合台湾推动中的“2030双语国家政策”，同时在地缘政治紧张之际“传递属于台湾的观点，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TaiwanPlus最新年报显示，该平台的YouTube频道订阅人数超过16万，观众来源主要是美国、印度及菲律宾，成立四年以来累积逾4.1亿次观看。

该平台的效益一直引发争议。国民党立委罗智强曾批评，TaiwanPlus成立至今投入98亿元经费，但效益低落，若短期内无法有效改革，文化部应严肃思考是否让这场“灾难”继续。

学者罗世宏则认为，TaiwanPlus的定位与成效固然可接受检验，但政策评估与年度预算删冻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工具，“预算杯葛容易让机构沦为单一年度的政治筹码”。

他指出，立法院并未建立完整绩效评估，也没有替代方案，却近乎全数删除补助，效果更接近“以预算决定机构存废”，而非负责任地调整政策。

全球公共媒体的压力

放眼国际，台湾公视的处境并非孤例。

黄哲斌观察，全球公共媒体近年承受的压力，多来自政治极化，当朝野对抗激化时，受到政府资源或法令特许的公共媒体，就会成为政党博弈目标。

除此之外，“资讯个⼈化”也影响了公共媒体的价值。黄哲斌表示，资讯个人化与注意力经济，稀释了公共媒体的社会角色。当注意⼒碎⽚化、数位讯息供过于求，传统公共媒体的触及率随之下降，也让政治人物更容易以“跟不上时代”为由，质疑其存在必要，公共媒体的“公众服务性格”也会被低估。

黄哲斌对BBC中文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主张以纳税人的钱补贴媒体“荒谬且过时”，推动国会删减预算，让“公共广播公司”（CPB）的核心资金全面中止。这家营运近60年、资助NPR、PBS及全美逾1,500家地方公共电台的机构，在2026年1月由董事会投票解散。

南韩的压力则来自政府政策的直接介入。黄哲斌解释，前总统尹锡悦任内，下令将公共媒体收视费从电费帐单中分离、个别征收，收费率从九成以上骤降至约八成，KBS财源明显受挫。

中东欧方面，程宗明说匈牙利执政党修法，将公共媒体的董事会与监理机构全数纳入行政体系，使公共媒体成为执政者的传播工具。波兰公共电视台TVP，也曾在执政党修法下被改造为“国家电视台”，直到政党轮替后才逐步恢复独立。

但也有正面的例子。黄哲斌举例，瑞士曾有极右派政党提案，要将家户收视费砍半，最终交付公投，遭多数选民否决。澳洲曾在保守党执政期间删减公共广播预算，政党轮替后，新政府不仅恢复预算，还修法将逐年审查制，改为五年一次的资助协议。

黄哲斌认为，相较于商业媒体，民众对于公共媒体的信任度仍较高，这也是为什么声援台湾公视的连署数天内突破15万人。“公共媒体的社会功能与信任属性并未消失，各国支持公共媒体的民意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