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事件也许更多表明了中美双方在军事上缺乏沟通和信任，或者说明双方都着眼于最坏打算，即都为未来可能生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做准备。对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军事猜忌和紧张都不是好消息。眼下的消息是美国航母战斗群被跟踪，可美国是否会公布他们的潜艇近距离跟踪了多少次中国的军舰呢？

美国公布被中国潜艇跟踪的消息无疑会助长中国军事威胁的说法。一个消息往往会有正负两面的反响：中文网络可以因此“传捷报”，但也会有人警惕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

但问题是社会变化过程中，是否总体富裕程度提高能够担负得起“不想长大一族”？一位英国历史学者斯通曾经研究过英国社会进入工业化前后的家庭情况，得出结论说，中世纪的家庭，孩子没有“童年（childhood）”。据说那时候的孩子和李铁梅差不多，长到七岁，就变成小大人，就开始要里里外外承担各种家庭责任和劳动。斯通得出结论说，社会进入工业化，家庭变得个人化，孩子开始有童年阶段。

上面说了家庭生活由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道理。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和所谓后工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社会协作程度越高，生活中对人“里里外外一把手”的技能要求就越来越低。这时候的人距离“自然状态”越来越远，一部分人越来越“异化”。当然由于社会经济反展不均衡，比如中国有农村和贫穷地区，那里的人们还是生活在比较“自然的状态”，起码还知道鸡肉是杀鸡拔毛后的产物，不是养鸡厂制造的产品。那里孩子的童年阶段要比城市富裕人群的子女短得多。

中国这么大个国家，加上市场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原因，整个国家变成城市型社会以及消灭城乡差别的难度很大。早当家的孩子和拒绝长大的成人这两个不同群体将会长期存在下去。不知道这种差别会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社会贫富和阶层会因此而更长久，更制度化，还是会因为这种差异加速等级间的流动？也就是说，“李铁梅”们早当家的素质是他们在社会上进取的帮助还是障碍？

救人一命，俗话称“胜造七级浮屠”，如果腐败警察救人一命，得到了一套豪华公寓，公寓英文作“flat”，几乎就是“浮屠”的音译。于是乎，腐败警察救（犯）人一命，功德虽然比不上七级宝塔，但实际斩获相当于一级浮屠（flat）!

虞美人花就是纪念1918年11月第11天上午11点欧洲战场停战。现在每年11月英国老兵协会发虞美人花募捐。停战日在二战后改作做纪念日，也就是11月的第二的星期天。每年这一天英国各地的战争纪念碑，教堂都都举行纪念，全国纪念活动在政府白厅附近的纪念碑举行。女王、首相和老兵都参加全国的纪念仪式，场面十分隆重。

仪式上通常有军号吹奏一首纪念阵亡军人的乐曲，还会朗诵英国诗人比尼恩的著名诗词。诗的大意：他们不会变老，而我们幸存下来继续变老。他们不受衰老拖累，也不会受岁月牵连。在落日和清晨时分我们都会缅怀他们。原诗片段如下：

They shall grow not old, as we that are left grow old:
Age shall not weary them, nor the years condemn.
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and in the morning
We will remember them.

佩戴虞美人，纪念停战，从1919年开始，已经成了固定不变的传统。11月佩戴虞美人花，就像这里打板球一样‘英国’，甚至可以理解成一种无声的爱国宣言，表达了某种对英国历史和传统的认同态度。也许我的观察不准确，但似乎少数族裔佩戴小红花的比例要小一些。

这种加深集体记忆的象征姿态会加深国家认同，但不以为然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认为戴红花纪念战争已经没有意义，战争带来的恐怖，无辜死难的平民，远远超出光荣和阵亡军人。英国目前正卷入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英国也在向世界其它国家出口用于杀戮的武器，也令许多人对战争纪念反感。这些人认为，那朵小小的虞美人花已经成了像十字架一样的信仰标志。

赞同者反对狭隘地理解虞美人花，认为小红花的含义除了纪念停战，死难者，还纪念战争的残酷和恐怖。他们认为纪念的意义已经超出种族和性别，所有享受英国自由和民主制度的人，都应该尊敬那些为捍卫英国献身的军人。

最近还有基督教游说组织提出，应该把虞美人花制成白色让人佩戴，因为白色更符合基督教精神。但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起码白花不符合历史真实，一战后战场上遍布红色虞美人花，已经成为那段历史的象征。我认为，虽然虞美人花引起争论，但在主流观点中，战争纪念仍然是英国历史持久的国家制度的无形的一部分，是主流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

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国家不同，版本也不同。在亚洲有日本右翼的二战史观以及靖国神社争议，历史问题破坏了当今的国家关系。欧洲对于二战历史也有不同版本，究竟谁对挫败希特勒起了决定作用，英国和俄罗斯又有明显不同的历史版本。中国有以史为鉴，其实反过去，人们也在通过今天了解过去，即从眼下发生的战乱以及其间发生的国家机器侵犯人类的暴行加深对过去战争的理解，破除了许多过去战争辉煌和荣誉的迷信。

魏城后来在文中有谈到经济飞速发展和贫富分化，弱势群体和仇富心态以及和谐社会的提法等问题。他说对于豪宅当中的富人，除了靠道德规范，更要用法律规范，“即使消除不了老板‘为富不仁’的动机，也应该使‘为富不仁’的代价更高，这样一来，“富人的豪宅，才会成为一种积极正面的激励，一个值得自豪的榜样”。

老魏这个结论就像过去雀巢咖啡的广告，“滴滴香浓，意犹未尽”，但对左派论坛的读者来说，就有点像用凉水沏咖啡了。和谐社会并不是个科学的提法，无法量化，很难验证，更像是个美学，道德范畴的概念。这就像说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用以知识作为判断的基础。所以你可以说，一个奴隶社会，奴隶们安分守己，就是个和谐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要上层建筑暂时适应生产力发展，没有劳资纠纷，也算是个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说法当然背离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矛盾，矛盾发展到矛盾解决，形成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因此发展。那么和谐状态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种状态，对共产党人来说，不是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起码也应该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暂时相适应的、过渡性质的、相对比较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不过理论到中国要具体化，既然有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能有带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或带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谐社会到底是哪一个？或者当局提出的和谐社会同上面几种社会形态都没有关系，这个和谐社会同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没有关系，而的确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思路上和江泽民时期提出的“以德治国”一样。

这是关于和谐社会的两种思路，即从精神出发还是从物质出发。中国当然不可能捡起过去的阶级分析来自拆墙脚，但也不可能削足适履，即单从精神出发，强调道德教育，规范公众适应社会现状。最可能的办法是，削点足，也加大点履，根据不同需要，强调精神或物质，摸石头过河。但过河的彼岸一直保持一种模糊性，所以谁也无法检验究竟过没过河，和谐社会究竟达到没有。

除了政治倾向，BBC报道还受到地区国别意义上的指责，比如许多人认为BBC的时事报道有反美倾向，也有中文读者指责BBC报道有反华或反中国倾向。反华的说法大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的政治制度，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文化上的反对中国，比如传统和历史等等。

对于具体事件的陈述和解释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倾向，这时候就要在报道和分析中照顾不同倾向，尤其是平衡对立的倾向，才能接近不偏不倚。可问题是，平衡不同观点的前提是先要了解，辨别不同观点。辨别文化倾向可能要比辨别不同的政治观点更难。

对于政治学说和经济理论的左右相对比较容易鉴别，也容易找出对立的观点加以平衡。但是文化上的倾向和偏见属于潜移默化，因为置身其中更难自觉，要克服文化偏见，作平衡的难度就更大。例如大家容易受周围家人同事，自己社交圈，甚至自己喜爱的电视广播节目，喜欢阅读的书籍的影响。

我们就是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充满不同含义解释和描述的环境，突围出去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保持一种理性的怀疑态度，即不仅要质疑现成的解释，也要质疑自己的成见。理性的意思是，不仅要怀疑，更要分辨，否则平衡就只能是一种机械的，流于形式的平衡。比如，简单地报道不同观点（可能是接近的观点）就不能算是平衡，要分辨不同观点，找出当中的对立观点，才能更好地做到平衡。

脱离开所谓生产关系，从人的角度分析问题，就是背离了过去的意识形态。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改变是伴随着经济改革开始的。从“红色资本家”到“三个代表”和“资本家可以入党”，说明30年间中共意识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然资本家可以是红色，那么工人和无产者也可能成为黑色（不仅指煤矿工人）

所谓马克思理论人性化，即从人出发分析问题，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在俄国发生得更早，只是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改革落后于意识形态而已。中国在改革中后来居上当然要归功于邓小平“摸石头过河”的做法，即理论可以滞后，实践必须先行。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开始反个人崇拜，反斯大林的所谓理论教条主义。1961年苏共22大正式宣布苏联已经超越了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因为阶级斗争已经消失，苏联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国家，而成为全民国家。

官方意识形态改变带动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反思，于是乎“一切为了人”等从人道主义角度反思马克思的思潮。连西方共产主义政党也开始同社会主义政党，民主派和其它所谓进步政党合作，提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主张。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比中国早20年搞“自由化”和“思想解放”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俄罗斯不仅彻底地实行私有经济，而且实行多党议会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一种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在中国爱党爱国仍然被冠以“红色”，但已经不代表意识形态和革命的红色是什么样的红？

关于本博克目前只有简体版本的问题，我也确实有点失望，更不用说习惯于阅读繁体版本的诸君了。

关于本博克目前只有简体版本的问题，我也确实有点失望，更不用说习惯于阅读繁体版本的诸君了。

我们BBC中文部的政策当然是尽可能提供两个版本—因为我们是服务全球所有华人的。我们的中文网就是这么做的，中国大陆的网站也有人在努力这样做。实际上，最近大陆有个朋友还在向我推销他们的“繁简自动转换”系统。我就不提产品名称了，否则有作免费广告之嫌。

繁简之辩历来就有，我们BBC中文网今年2月作过专题讨论，大陆的专家也有提到，我的同事精选了一些观点：简体繁体讨论意见精选。一些博克发表了中肯的看法，有希望繁简共存的，如“桑林志”
和蔡志浩。

我今天无意再掀起繁简字的讨论，只是想说明这不是我们在“偷工减料”；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环境中，要求所有的软件(软体)开发工程师都能考虑支持两个版本，有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种奢望。

英语谚语说：It never rains but it pours. (不雨则已，一雨倾盆。)今年6月好像是BBC中文部特别忙碌的月份。除了足球世界杯跟踪报道，前不久刚调试好中文“电邮新闻服务”，这不，blog就设好了。

Blog是Weblog的简称，汉字的正式叫法应为“网上日志”，在中国大陆叫“博客”，在台湾也有叫“部落格”或者干脆用英文blog。博客传达了一种广博(不是广播啊)和包罗万象，而后者体现了一种“社区”精神。这不正是我们这些blogger所希翼的吗？你怎么理解blogging？

网上日志这东东在汉语(国语？)里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BBC这个庞然大物居然能赶上潮流，为各语种设这个空间还真不容易。机构大，惰性也大，又有很多繁文缛节，比如，设这个blog就经过一级级申报，最后由BBC新媒体部的一个委员会批准。从筹划到今天与大家见面，花了将近10个月！

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不辜负此栏目的诸君，记录下自己对新闻时事的一点思考、BBC中文网站的团队和运作，当然还有媒体不断面对的挑战。

BBC国际部近年来提倡Global Conversation (全球对话)，就让这个网上日志成为我们对话的一个渠道吧。